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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富士康:一个河南人的12年

[2022-11-03 16:29:19] 来源:东南财经网
导读:图源:图虫创意“像我这年纪的人,不想跑了,也跑不动了,不像以前意气风发。”在富士康工作12年,1991年出生的董天星已觉得青春耗尽了。厂区还在建设中,到处都是沟沟坎坎,风一刮鞋上落满灰,厂区没有围栏,附近农民推三轮车进厂卖盒饭、饮料,四周是


图源:图虫创意

“像我这年纪的人,不想跑了,也跑不动了,不像以前意气风发。”在富士康工作12年,1991年出生的董天星已觉得青春耗尽了。

厂区还在建设中,到处都是沟沟坎坎,风一刮鞋上落满灰,厂区没有围栏,附近农民推三轮车进厂卖盒饭、饮料,四周是农田、瓦房……这是董天星对郑州富士康最初的印象。

2010年,河南人董天星南下深圳,入职富士康。2011年,郑州富士康投产,他响应号召调职回豫,从流水线操作工升职为小干部,在车间发料、收料,之后便再未晋升。

他自认为,一开始在富士康工作是惹人羡慕的,如今却有些后悔。在这座高压、分工极精细、人员流动快的巨型工厂中,技能、知识、朋友、财富,董天星自述一样也没有收获。

如今,董天星准备离开了,一是厌倦了机器人般的工作,二是收入不再稳定。面对立讯精密、比亚迪等企业的竞争,面对疫情冲击,郑州富士康订单量不再稳定,旺季也会缺单。

2022年,郑州富士康高管公开表示,富士康产值占河南省进出口额的60%、郑州进出口额的80%。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,董天星深感自身的渺小。

在郑州富士康,见到了库克

起初,董天星是奔着高薪去富士康的。

他没考上大学,高中毕业后当了两年兵,退伍后,他因工资太低放弃进县巡防大队,在家休息了半年,之后遇到在深圳富士康工作的老同学,便跟着他南下。

县巡防大队的工作月薪是800元,在富士康通过不断地加班,董天星月收入可达到四五千元,“当时年轻力壮能熬夜,一天在流水线工作十三四个小时,现在想想都后怕”。

董天星并未思考太多以后的事情,只想着每天能靠加班挣多少钱,每月能存多少钱。

2011年,郑州富士康投产,深圳厂区号召工人调职,条件是到郑州后“官升一级”,员工升干部,干部升全技员,全技员升生产线线长,线长升科长,以此类推。

董天星不想再坐二三十个小时的火车往返于深圳和河南,当年9月跟着大部队坐上开往郑州富士康的大巴。董天星清楚记得,当天一起出发的有数百人,其中绝大多数是河南人。


图源:图虫创意

他们最初为什么不在河南找工作?董天星们没有选择,河南是农业大省,大型工厂较少。

董天星见证了郑州富士康的建成,不管是厂房,还是制度。最初,厂里只有十几条生产线在运行,他大部分时间在拉东西、搬机器,本职工作干得少,还能跟工友聊聊天,领导也不管,这在后来是不可能的事。

“如果有关系,还能办厂牌、吃空饷,让别人替你打卡,富士康给你发工资。”董天星回忆,在厂区建成后,一大批人因为代打卡、吃空饷被开除了。

到2012年,巨型工厂郑州富士康便正式落成,生产线多达90余条。厂区周边,瓦房变楼房,土路变水泥路,以富士康为原点,一座小城拔地而起,一切都那么迅速。

在董天星记忆中,一开始给几十元就可以租住在周边农户家中,想住多久就住多久,后来一栋栋楼房盖了起来,单间月租金数百元。

2014年,苹果CEO蒂姆·库克造访郑州富士康,董天星也见到了他,那是属于郑州富士康的高光时刻。

“过去十年,基本每天都是这样子”

郑州富士康落成后,围墙、门岗拦住了外来人,董天星也进入了快节奏的工作。他觉得自己像机器人一样在车间、食堂、宿舍间往返,十年如一日,枯燥又忙碌。

他早上7点起床,在楼下买早点,坐三轮车去厂区,经过层层门岗到达车间,早上8点开始工作,中午1小时吃饭休息时间,晚上8点半下班到家,洗漱完后刷会儿手机,那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,第二天睁眼又是忙碌的一天……

他和五六个下级一同管理仓库,每天要给车间里的生产线发iPhone零部件,供工人组装,要实时记录仓库内物料去处、数量,要收料,下班前要交接。

“产量是领导安排的,今天给你500发‘炮弹’,就必须打完,是固定死的。”每天,董天星必须把物料如数发给流水线,流水线工人必须按时完成,每个人都被产量要求推着走。

据董天星所知,为保证交给苹果的产品百分百合格,保证运输、设备故障等因素不影响最后交割,郑州富士康都会尽早完成订单,流水线因此运行地越来越快,产量压力越来越大。

相较而言,董天星的工作比操作工轻松,他不愿意再回到流水线上,所以每天都会提醒自己要细心、不能丢料、数据要能核对上,“如果有特别大错误,直接位置就没有了”。

“过去十年,基本每天都是这样子。”最显著的变化是,董天星起初住宿舍,后来在周边单独租住,每月500元,通勤时间没有变化,因为宿舍区与厂区是分开的,距离也不近。

之所以选择搬出来住,是因为宿舍众人作息时间不同,有的上夜班,有的上白班,有的加班,有的不加班,不论白天、深夜还是凌晨,都有人进进出出,董天星睡不好觉。

董天星的职业发展停滞不前,不想后退,也无法前进,他在富士康的职级是员3,再想晋升需要大专学历。2012年以来,除了被调到其他部门支援期间,他的岗位再也没有变过。

现在的流水线,跟飞机一样快

而立之年已过,董天星看到存款数额和厂里淡漠的人际关系,感觉到悲哀。他向来不喜欢独处,却不得不独来独往。

最初,他在郑州富士康并不孤独,下班后,他经常和关系好的同事坐在一起喝酒,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在夜色中吹牛、谈天说地,这样的场景如今再难重现了。

董天星将此归结于富士康的派遣工制度和工资待遇。他说,从2016年开始,工厂便开始大量招聘派遣工、小时工应对旺季,工期一般是三四个月,工期结束立马散伙。

他们来去匆匆,今天面试、明天进车间。下属们也是这种情况,换了一波又一波人,所以董天星只跟他们聊工作,几乎不聊工作外的事。董天星的领导们也换了好几波。

派遣工、临时工基本都在流水线上工作,看到他们的处境,董天星颇有不忍。订单紧急时,他偶尔也会被调到流水线支援,“现在流水线那都是跟飞机一样快”。

“我管理仓库,还能偶尔去车间外喝水,流水线那些工人要不停地干活,想上厕所就得找人替你。”

董天星说,产量任务完不成,线长会被上级领导追究责任,很多线长脾气非常差,时刻紧盯工人,说话非常难听。

这10年来,富士康的员工年龄结构也变了。

在董天星记忆中,刚建成那几年,富士康工人薪资水平在郑州不算低,吸引了大量20岁左右的年轻人,后来三四十岁的已婚人士居多,单身且年轻的董天星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。

“以前有很多补助,比如干部补助、高温补助、特殊岗位补助,2016年以后,都拿不到了。”这些年来,董天星的底薪看似涨了,实际上收入和进厂前几年区别不大。

董天星不赌博、不炒股,一直在存钱,这些年下来,买了一台七八万元的车,剩余的钱不够在三线城市买房子,需要父母支援和贷款,与他从工厂离开、下海创业的同学不可同日而语。

收入减少,计划告别富士康

其实,早在2019年,董天星就想离开富士康创业,但因为疫情,他害怕失败后无法收场。时至今日,他再次有了强烈的辞职想法。

“不稳定,收入慢慢又减少了,不像以前收入比较稳定,旺季每个月固定六七千元。”受全球经济环境影响,董天星这份工作失去了吸引力。

苹果公司每年9月发布新一代iPhone,每年8-12月也成为富士康生产旺季。去年9月底、10月初,iPhone13 mini订单中断,董天星无班可加,收入只有4000多元。

今年情况也不容乐观,iPhone14标准版和Plus版遇冷,郑州富士康拆除了部分生产线。董天星观察到,“今年最高返费跟去年相比差了整整3000元,今年最高才1万元出头。”

与2011年相比,郑州富士康所处的环境已大不相同。时代财经观察到,在国内,它面临着立讯精密、比亚迪等苹果新代工厂的竞争,在国外,印度塔塔集团也正虎视眈眈。

另一方面,郑州富士康正面临疫情冲击,其所处的郑州航空港区已通过官方公众号宣布,自11月2日12时起实行7天全域静态管理。

董天星想要离开,他说,10月下旬,郑州富士康实行闭环管理,食堂关闭,厂里把饭送到宿舍,工人们只能按照指定路线回宿舍。

“没有班车了,每天步行上下班,住得远的走一个小时也到不了。”董天星说,再加上要吃饭、做核酸,自己午饭十几分钟就得解决。

2011年到2022年,苹果公司市值从不到4000亿美元涨到2.4万亿美元,富士康功劳卓著。但是董天星说,如果能重来,再也不会踏进富士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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